意境·语言·梨花诗

文/ Y.S.

闲翻《随园诗话》,偶然看到一段关于诗的意境和语言关系的议论。

这段议论的前半段说:“《漫斋语录》曰:‘诗用意要精深,下语要平淡。’余爱其言,每作一诗,往往改至三五日,或过时而又改。何也?求其精深,是一半工夫;求其平淡,又是一半工夫。非精深不能超超独先,非平淡不能人人领解。朱子曰:‘梅圣俞诗,不是平淡,乃是枯槁。’何也?欠精深故也。郭功甫曰:‘黄山谷诗,费许多气力,为是甚底?’何也?欠平淡故也。”

细想之后,颇受启发。觉得,这诗的“词”、“意”之间,关系确实微妙:除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例,在大多数情况下,“意”是必须用“词”来表达的;然而,对于同一个“意”,所用之词,却大有讲究。用得不妥,可能“词不达意”;就是用得对了,也会有高下、深浅之分,不可不特别注意。

在做旧体诗的时候,尤其如此——旧体诗除了讲究“诗意”,其结构亦有极严的规矩,故遣词用字,须非常慎重,稍不注意,就会闹笑话。所以,伟人特别提醒我们说:“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

然而,世上之事,多复杂;在许多情况下,虽有“规矩”,却很难“包罗万象”,因此,也不会“一成不变”;特别是在“词”和“意”发生矛盾的时候,“破格”是完全被允许,甚至是被提倡的。

大观园里的林妹妹就曾经指出,做诗“不过是起承转合,当中承转是两副对子,平声对仄声,虚的对实的,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又说“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

这位林妹妹,乃是大家公认的做诗高手,所以,她的见解,应当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做旧体诗的这些原则,其实也完全适用于现代诗。现代诗,既然是诗,就也要讲究意境,同时注意节奏、韵律、而且必须精炼,否则,意境虽不错,也只能算作散文诗,或者干脆就是一篇散文。反之,若缺了意境,即使节奏、韵律俱佳,也不过只是“打油诗”;而如果用词再“隔色”一点,那就会成为谁也看不懂的“晦涩诗”。

就在前面所引《随园诗话》的那段议论中,后半段就说的是:“有汪孝廉以诗投余。余不解其佳。汪曰:‘某诗须传五百年后,方有人知。’余笑曰:‘人人不解,五日难传;何由传到五百年耶?”

袁子才也是做诗的高手,他的话,当然也有相当的权威性——诗的“意境”固然重要,而“语言”亦不可忽视。“语不惊人死不休”诚然可贵;但若走了极端,其效果,将南辕北辙。相反,若是能用普通的语言,表达出高妙的意境,则可算达到了做诗的更高境界。

由此想到不久前,网上关于“梨花诗”的争论:赵丽华女士那些用“大白话”组成的长短句,是不是诗?一时之间,众说纷纭,并逐渐形成“倒赵”与“挺赵”两大阵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是热闹了一阵。

其实,在我看来,这“梨花体”是不是诗,并不在于它的“体”,也不在于它的“语”,关键在它的“意”。

就在《随园诗话》上,有这样一段:“或有句云:‘叫船船不应,水应两三声。’人称为天籁。吾乡有贩鬻者,不甚识字,而强学词曲:《哭母》云:‘叫一声,哭一声,儿的声音娘惯听;如何娘不应?’语虽俚,闻者动色。”

在袁枚编《随园诗话》的时候,当然还没有“梨花体”诗。但这首《哭母》,说它是“梨花体”诗,似乎亦无不可。不知道别人,我读此诗,确是读一次,感动一次。这样的作品,能说不是诗么?

“梨花体”的“样板诗”,是《一个人来到田纳西》:“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

如果不看题目,这样的几句话,无疑只是“自言自语的大实话”,说是“诗”,颇勉强;然而,有了这个题目,效果就大不一样。

“一个人来到田纳西”正是所谓“独在异乡为异客”;人在“异乡”,衣食住行,多有难处,“我”对着不得不“自己做”的馅饼,发出“全天下”“最好吃”的感慨,就隐隐透出了一份独在“异乡”的无奈,和因此而生发出的“思乡”之情。这样一来,这几句“大白话”也就有了自己的“味道”——有了诗“意”。

试想,如果将题目改为《我做的馅饼》,那末,这几句话就是真正的大白话(或者狂话、疯话),没有了“嚼头”,也就很难说是诗了。比如,赵丽华的另一首《我坚决不能容忍》:“我坚决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共场所/的卫生间/大便后/不冲刷/便池/的人”。在我看来,就不能算是诗。

总之,我们判定“梨花体”是不是诗,不应忘了伟人的教导:“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都不可取。在众多网友对“梨花体”的“恶搞”作品中,把“梨花诗”的缺陷揭露得淋漓尽致的,不在少数;但也确有不少诗味甚浓的精品可供欣赏,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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