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色性也——饮食之外的话题

    历史的好处就是忠实记载了人类的善恶。其中恶的一面，实质上就是人类的虚伪和反诚实，虚伪出发点的由来，通常是为了向某股势力“投诚献媚”，暂时将自己的天性压抑起来，伪装一下，表示自己已经是习惯成自然者。然后事实上又在扮演自己独擅的面容，将伪装的栏杆拍遍。

    人的真正天性，莫过于饮食男女。先圣说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说白了就是吃饭问题和男女问题是人的天性；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可见圣人并不压抑人之初对天性的渴求。只是后来人类愈发文明了，繁文缛节就愈多了，人们在性的观念上也越发小心了。比如孔子在见美人南子的问题上，由于子路不悦，孔子马上发誓“子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孔子后来就相当谨慎了，关于这方面的言论就不多了。

    其实在东周时期，看看当时的历史文献记载和当时的社会风俗，不难发现，人们对性的禁忌还是相当宽容的，男女交往和女子改嫁，并不受谴责，那时女子的地位也并不比男子低多少。只是到了孟子时代，他一方面不反对“食色性也”，另一方面强调“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并且认为“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男女婚姻关系，“父母国人皆贱之”。这一理论的提出，后来被后世儒者加以继承和发挥，孟子也就成了包办婚姻的创始人。性在公开场合提及是被鄙薄和谴责的，女子在社会中的地位也就越来越被禁锢和低下了。到了汉代，这个理论就成了人们的道德规范，它强调男女有别，妇女贞节，婚姻的无上价值。

    真正把这种道德推向极端的是宋时的程朱理学，他们的观念就是“存天理，去人欲”。天理和人欲是对立的，两者不是并存的。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所以自宋以后妇女禁锢得是非常厉害的，大唐的开放风气已经荡然无存了。在公共场合，女子服装趋向紧缩和遮盖，颜色素淡和简易，那种唐代的暴露风尚是不允许的。脚穿小莲鞋，莲鞋底装上木头，使行走有声，便于家人监视其活动。缠足以前还是宫闱里的时尚，出于某个皇帝的恋物癖好，那时还仅仅是在宫中偷偷地流行，后来才逐渐发展到民间。这就把以前世人对小脚的审美倾向倾斜成了人们对女子性禁锢的道德倾向，并将这一个人私人化的行为变成民间公众化的行动，缠足可以限制女子的行动自由。从“莲步半折小弓弓，莺啭一声娇滴滴”的美感到“不因好看如弓曲，恐他轻走出房门”的道德转换。

    这些都是当时社会主流性道德，是规定给人们看的，也是约束女子所需要的，所以受到大力推崇，但是作为道德的规定者他们却未必按章行事。另外士大夫们在自己的私生活范围内，照样是药炉茗碗，独遣良宵。在民间只要不伤风化，均可率性而为。比如程颢和朱熹，理学的奠基者，他们自己就有不遵循这套规范约束的事情发生。程颢喝酒一样需要歌妓作陪取闹，别人有次责难他，他用自己“心中原无妓”为自己开脱。朱熹也有诱尼为妾的东窗事发，时人皆称其为“伪学”。

    在民间，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春画的流行以及“淫书”的传抄。春画始于汉成帝，他将纣王拥妲己作长夜之乐，画在屏风上供自己观赏。初时，还是帝王用来放在墓穴灵柩旁，以防狐兔穿穴用的。后来演变为春宫秘戏，藏之于宫，不许外泄。只是到了明代，由宫内传到宫外，民间也渐渐兴盛起来，所以想防也是防不住的。至于“淫书”，通常是禁书，其实是不让普通百姓和女子观看的。试想想，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也看不懂，大家闺秀，更是“女子无才便是德”，更不可能看到这些东西。到后来，倒全是些饱读四书五经的正人君子，在茶余饭后，无所用心之时，把它们看得烂熟。所以禁书往往只是作作样子的，想要禁也是禁不住的。

    晚明以来，上行下效，莫过如此。奸相严嵩父子发明了一个“香唾盂”，实乃让婢女用口接痰，把自己口水吐在她的嘴里，婢女的嘴巴是他的痰盂，以满足自己的怪癖。江南名士何俊良以歌妓的绣花鞋置杯行酒，文士王世贞竟作诗赞美。这些怪现象的产生，正说明，道学最猖獗的时期，往往是人们道德最虚伪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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